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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个《两小儿辩日》小故事中国人家喻户晓，也是传统文化里为数不多有趣对白。我们的文化里谈论真理的内容少之又少，因此我要旧事重提。它是个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虽然只是出自两个孩童。姑且让我卖弄一下浅显的地理知识，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应该能想明白，第二个小孩子的看法是接近正确的。早上太阳远，是斜射地面，所以凉快；地球自转到了中午，更接近直射。但他的看法也只是接近正确，要真说起来也是错误的。因为热还是凉快主要取决于是阳光对地面的直射和斜射，不在于日地距离的远近。早上和中午的那点距离影响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2月份是近日点，按他的道理应该2月份很热，然而北半球却很冷；7月份是远日点，北半球却很热。刚好与他的说法完全相反，说明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对温度的影响不是那么显著。

第一个小孩子从“近大远小”的角度去探究问题，他也没有错。只是他的观察并不准确，被自己的感官欺骗了。中午的太阳过于刺眼，除非用电焊工的护目镜观测，不然看不清它的大小。他得到了“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的错误观察，观察出错，也就得到了错误的推理结果。如果他能透过表象，观测到真实的数据，太阳的大小应该是早上和中午都差不多，肉眼很难分辨出这种差距。用精密仪器测算的话，中午的太阳肯定要大一点点。

地球和太阳的远近，原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后来的中国文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孰为汝多知乎？”上面，干脆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把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转变了一个道德问题。对于两个孩子真正孰对孰错的真理，此后就没人去探究问题的真相了！如果古代真有些人研究这此类问题，从“近大远小”计算出真实的日地距离，或者长此以往探索真理，恐怕提出日心说的就是古代中国人，而不是哥白尼。然而我们的文化少了这股子较真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对此类问题只是勇于承认自己的不知道，然后直接把问题从此晾在一边，不再真正的探查个究竟。

再说个例子，中国人自古信仰神明鬼怪，但很少有人讨论它们是否真的存在。古代西方人也是一样的愚昧和相信神明，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总想用一些可靠的方法和理论证明这些东西的确存在，当然也会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和不同的证明。笛卡尔，帕斯卡，这些人都写了许多文章来“证明”神的存在，此类讨论神的文章在西方太多了。虽然从现代的科学角度觉得他们的证明荒谬可笑，但西方人那股较真的劲儿，一定要讨论真假对错的精神，我是极为佩服的。我们就缺少了这样的精神。

透过这两个例子，我的看法是：中西方的文化的共同点在于明辨是非，不同点也在于明辨是非。中国人的“是非”在于分辨善恶，西方人的“是非”在于分辨真假。古代的经典中国书籍，孔子孟子各种子，几乎都在讲道德伦理；而西方大量的书籍在谈论科学和真理。古代西方人，最有名气的人要属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而后有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数不胜数都是些在科学领域有贡献的人，英雄辈出。我们的国学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孟朱程此类。

拿孔子来说，王小波说孔子可爱，去他那里读书气氛肯定不错，但他话锋一转，说“至于孔子的见解，也就很一般，没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这句话我很认同，孔子其实是个没什么内涵和思想的人。他强调来强调去，无非是“仁”和“礼”。他说的“仁”还好，只是这“礼”着实教坏了后人。现代的中国人还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俗套，什么过年送礼，烧香拜佛三拜九扣，逢长辈打招呼，吃饭时晚辈不能先动筷子，诸如此类的无聊传统。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礼”。我现在都懒得回农村老家，说实话有些人我看见就烦，家里人还要我待人恭敬讲礼貌。呸，那些讨厌的家伙，我不上去踹他一脚都已是非常大度，还要我毕恭毕敬，实在没有这个道理。这个“礼”就是孔子教坏了人，他自己喜欢繁文缛节也就罢了，还要教人这么搞。

孔子关于对真理的态度也很糟糕，他说：”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通“智”，明智的意思）“。我得给他的言论加个问号，真”是知也“吗？完全相反，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个人总有问题想不明白，怎么能觉得自己聪明明智呢？怎么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明智的呢？人正因为自己想不明白，所以才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琢磨明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聪明的人。不是就此揣着糊涂装明白，明明是个傻子，却要假装自己是个聪明人。我不赞同孔子这样的做派，也不赞同这样的中国文化。我们今天能住进水泥的牢固房子，有手机用，有高铁飞机坐，就是因为西方人爱琢磨这些问题。把问题琢磨白明白了，搞出了新的发明创造。要我说，”不知为不知，是傻子也”，既然不知道，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是傻子，或者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是个傻子。总比孔子这样厚着脸皮说“是知也”的态度要好得多。如今孔子被我批评也是应该的，因为从事向别人颁布训条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如果稍有差错就理应该受到责备。

除了孔子，还有许多这类的中国古人，他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在一门心思的研究道德伦理，繁文缛节，换个说法叫研究「良知」（分清善恶的能力）。中国人研究了几千年，实际上也没研究清楚是塞什么回事。是真研究明白清楚了，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么荒唐的事呢？西方的文化是什么都要研究，他们统称之为哲学，换个说法叫爱智慧，或者说「理性」（分清真假的能力）。其中研究道德伦理的部分只是哲学的子分支，比如康德做了不少这样的研究。西方的研究主要还是体现在各类自然科学上，比如威廉·哈维，这家伙为了研究人的心脏和血液循环，不惜到刑场、墓地偷尸体。对于墓地中国人素来是避讳的，像哈维这类孜孜不倦追寻真理的人，即便他生活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如果没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负面影响，那他必定也是万中无一的杰出科学家。我前面这句话加了个条件「如果没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负面影响」，很多中国人听了可能不大舒服，我们的文化和教育有那么糟糕？事实摆在眼前：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却没土生土长的著名世界级科学家。但是近现代的华裔科学家却冒出来不少，比如搞物理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搞化学的钱永健，他们在搞出成果时，没一个人是中国国籍。说明不是我们中国人不够聪明，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的教育文化、学术文化，传统文化，可能各方面都有些问题。王小波在《我看国学》里写到，”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来自然科学家“。我们国家虽然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我们一直停留在研究「良知」的问题呀，同期的西方人却在研究「理性」的问题，两方的人都在孜孜不倦的做研究。王小波看透却没说破，干脆我捅了这层窗户纸。道理伦理的问题，无非就那么几样，研究来研究去也搞不出什么花样来。用个不文雅的比方：前人吃了拉出来，后人再吃一遍，如此往复，最后吃进去的是各代人融合在一起的臭屎。但科学知识的问题，总有新鲜的领域值得研究，毕竟真理无穷。

我认为「理性」已经囊括了「良知」的范畴。并且，一个人在有了分辨真假的理性之后，才能不糊涂的分清善恶良知。没有了理性，善恶道德也跟着跑偏。我高中时有一位校长，他也是我的班主任和物理老师，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存在即合理”。稍稍有点理性的人都会发现这句话的荒谬。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暴力袭击、犯罪、恐怖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合理吗？因为不合理，我们人类才要消灭它。过去的封建帝制不合理，民国时期的人消灭了它；过去地主阶级不合理，共产党带头消灭了它；现代的资本主义和剥削不合理，所以马克思提出工农阶级联合起来消灭它。很难相信“存在即合理”出自一个校长之口，居然还是教物理的。我过去受了各种蒙蔽，等清醒过来才感到后怕。这类道德伦理的说辞，没有理性作为支撑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脱离了理性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明辨是非。这么看来，一个人只是学了课本上死板的知识，成绩分数再高，也不是就因此有了理性。文革的本质，是因为那个时代缺乏了理性。那个时代人的人，连自己的脑子都不要了。别人的大字报怎么写，人就跟着去抄家，把真正聪明有理性的人迫害死了。

如果用理性考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能看见处处是荒诞滑稽。

尤其孟子之流的言论，乍看起来是好话，实际用脑子思考一下就知道是假话空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句话家喻户晓，实际是天底下最出名的假话，像极了老板鼓动员工奋斗时的虚情假意。孟子举出舜、孙叔敖、百里奚这些人做例子，但整个中国历史“死于安乐”的成功者有几人呢？大多数读书人的命运只是同范进和孔乙己相似，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他们过着没有尊严的不体面生活。即便他们人活在，但是人的思想全被囚禁在”之乎者也“这个狭窄的小笼子里，临死的时候还幻想着”读书改变命运“。再拿我过去的课本来说，《愚公移山》这类愚蠢的努力更不值得提倡，目标都错了再努力也是徒劳。这种故事当笑话看尚可，然而，还真有老师要求学生总结一些道理出来。《曹刿论战》的案例过于荒诞虚构，三次击鼓的时间差距就能影响人的勇气？要是真有现代人信了这种事情，那他就是傻子。“夫战，勇气也”的结论更是经不起推敲，没有武器装备和战略，再怎么勇猛的人也赢不了战争。

此类假大空的文章充满了中国人的教育课本，愚弄一代又一代人。把这些文章作为传统文化放进教材本来是并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只是我们是现代人不能再像古代人那样去解读和思考这些问题了。要起码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看待问题，既然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也要反思其中的事实是否虚构，观点和结论是否荒谬或合理。我们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完全没有深入应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依旧是过去那样的片面孤立的看待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运用到政治的领域去了，学术和教育上丝毫没有，他们完全也不关心这个问题。老师们和教材罔顾事实，一味的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不加理性思考，教人得出偏见的结论，把它作为标准答案。我们的政治学科，是一种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顾真理对错的法子，不教人理性思考问题，只能教人会写“正确”的答案。正如刘晓波的言论：“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一点令世界各国无法企及，即它通过教育把人变成一个奴隶。这个制度不但没有一点变化，而且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式已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提倡多元化，不提倡参差多态的，不提倡理性的教育，不是好教育，是特别糟糕的教育。

与其读此类的书，不如把这些书都扔掉，把这些过去接受到的思想经过理性校正之后再收回来。我相信这用种办法做人一定会大有改观，大大超过死守旧有的基础、一味盲从年轻时并未查明真实就贸然听信的原则。不再依赖和相信课本，“从世界的大书里找到学问”，像笛卡尔做的那样：

我自幼受书本教育。由于听信人家的话，认为读书可以得到可靠的知识，懂得一切有益人生的道理，所以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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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定，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
——《谈谈方法》，笛卡尔

2021-11-10